(1)从模式产生的地域看,除陕西旅游集团以外,各模式都产生于传统的非热点旅游地区。传统的旅游热点地区包括北京、西安、桂林、上海等地区。这些地区是在我国旅游业发展初期,国家采取优先发展入境旅游政策的推动下产生的,是我国传统观光产品的代表。这一特征表现也符合所谓的“蛋壳理论”,即一种新治理模式的产生总是要冲破重重阻力(蛋壳),阻力最小、蛋壳最薄的地方才能够产生新的治理模式。由于非热点旅游地区既有的利益机制还未形成,因此改革阻力较小而发展动力较大。

 

       (2)从产生的时间看,各模式都产生于我国国内旅游迅猛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10余年时间,是我国国内旅游市场的冰冻时期。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国家优先发展入境旅游、限制国内旅游的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偏低有关。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旅游市场需求迅速启动,旅游收入以年均19.1%的速度增长,旅游人数以年均10.7%速度增长,其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入境旅游。

 

       (3)各模式的治理主体都由“地方政府+旅游公司”构成。有所不同的是,宏观治理主体和微观治理主体之间界限的清晰程度不同。有的模式两个主体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楚,表现为两个治理主体两套机构,如碧峰峡模式和陕西旅游集团模式;有的模式两个主体之间界限模糊,表现为宏观治理主体实质性地介入微观治理主体,甚至两者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如净月潭模式和黄山模式。

 

       (4)景区的治理模式表现为两种基本类型:点式治理和面式治理。其中碧峰峡模式、黄山模式、富春江模式和净月潭模式都是针对某一具体景区进行治理,表现为点式治理的思路(净月潭模式表现为由点及面的治理特征)。而陕西旅游集团模式是针对某行政区域中多个景区进行统一治理,表现为面式治理的思路。

 

       (5)除碧峰峡模式外,其他治理模式下旅游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均没有实现实质性的分离。实质性分离的判断标准是现代公司理论的占有权、处分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分离。碧峰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两权分离,也是治理效果最好的一种模式。其他景区两权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完全分离,所有者代表地方政府背后操作的痕迹明显。